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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夏伯嘉教授: 在世界的歷史中思考中國

柔佛dt战绩 www.ezozac.com.cn 來源:文匯報 | 狄霞晨  2019年11月08日08:17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夏伯嘉教授長年研究歐洲中近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是為數不多的海外研究西方歷史的中國學人。夏教授精通八國語言,近年來研究興趣轉向中西文化交流史并深有造詣,在世界史的視野中對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提出了新的見解。近日,《文匯學人》特約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狄霞晨老師對夏伯嘉教授進行了采訪。

海外研究西方歷史的中國學人

文匯報:夏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您祖籍上海,出生于香港,曾在英、美、德留學,在美國的高校任教,又兼任臺灣“中研院”院士。很少有學者有像您這樣豐富的跨文化背景,能否請您具體介紹一下您的教育經歷?您最初對中國歷史感興趣,后來的專業方向為什么選擇了歐洲史?

夏伯嘉:我的父親是上海人,母親是寧波人。我是1955年在香港出生的,那時香港還在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我的同學中很少有人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子女。他們大部分都比較實際,希望畢業之后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學理工科的比較多,對文史比較敏感的還是少數。我從小喜歡看金庸的小說,梁羽生的小說,他們的小說都有中國歷史大背景,讓我對中國的文學、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的中學課程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按照英國的制度,像英國文學、歷史等課程都是用英文教學的。歷史課程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從法國大革命到二戰的歐洲歷史;二是中西交流史,從鴉片戰爭講到20世紀?;褂辛矯趴問怯彌形睦唇駁模褐泄難Ш橢泄?。兩門歷史課在講到鴉片戰爭的時候說法是完全相反的:英國歷史課本說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錯,因為中國閉關自守,不愿通商;中文的教科書卻說鴉片戰爭代表了英國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割據中國,是英國人的錯。由此可見,當時香港的教育充滿了矛盾,也充滿著一種令人思考的刺激。香港本身就是鴉片戰爭以后才誕生的一個城市,它的歷史跟中西文化交流是分割不開的。我出生于香港,可是我的父母親都不是香港人,所以在這種矛盾的刺激下,我對自己的歷史,香港這個城市的歷史與整個當代中國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之所以會選擇歐洲史作為我的研究方向,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從正面來說,小時候,父母親經常帶我去澳門。從香港到澳門坐船才一個多小時,很方便。在這座擁有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歷史的小海港城市里,我看到了有700年歷史的葡萄牙建筑物,從而產生了深深的懷古之情,這對我走上對歐洲、西方歷史的研究之路是有推動力的。

我雖然對中國歷史很感興趣,但是當時面對著兩大矛盾。一是要了解香港誕生的歷史很困難。香港一直是一個非常商業化的社會,那時候的文化氣息比現在還要薄。現在大家已經可以在書店看到不少關于香港歷史的書,很多也是回歸前后出版的。但在我生長的年代,關于香港歷史的書基本上不出四五本,其中學術性強的都是英國人寫的,但他們卻從來不用中文史料。這是我選擇讀西方歷史的原因之一。二是對近代中國歷史的不同解釋,我剛才提到的對鴉片戰爭的不同解釋就是一個例子。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做一個中國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拿的是英國、香港的護照,但這個護照并不等于英國護照,每一次去英國都是需要簽證的。在身份上我沒有中國籍,可是在感情上、文化上我是一個中國人。我不知道要怎樣研究中國歷史,所以決定先去研究西方文化。

文匯報:您在海外的時間很長,是否也碰到過其他研究西方歷史的中國學人?您精通8門學術語言,能否分享一下學習外語的經驗?

夏伯嘉:最早的一位是何炳棣先生。他是抗日戰爭勝利后最早出國的一批人之一,博士論文寫的是英國經濟史。他在自傳里指出他在50年代的美國感受到了種族歧視,特別是學界對中國學者研究西方歷史的排斥,所以他決定把精力轉往中國歷史。我在國外碰到的同輩學者中沒有中國學者研究西方的;到了八九十年代才開始有年輕的中國學者研究西方。中國學者到了美國,他們的老師往往會勸他們,為什么你們不研究中國本身?研究西方的中國學者在國外往往會受到比較大的壓力,這跟語言訓練也很有關系。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除了英文以外還要學習其他的西方語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些中國學者本來可能想研究西方,后來還是放棄了,因為研究中國更能夠發揮中文母語的先天優勢。

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需要通過德語與法語,通過以后,很多同學都沒有繼續學下去。但我出于研究的需要,就去學別的歐洲語言,陸續學了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等歐洲語言。這是因為我覺得自己語言訓練實在不夠,所以一直沒有放棄要多學語言,這個可能是我苦學語言能夠成功的一個因素。

文匯報:您是歐洲史專家,《天主教世界的復興運動》對歐洲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后的復興運動作出了全面的研究。天主教往往被視為保守的一派,但您卻注意到它現代性的一面。如何評價天主教的保守性與先進性?歐洲史的研究基礎對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何幫助?

夏伯嘉:每一種文明,每一個宗教,每一個社會都有它進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澆探袒?、天主教教會作為一個歷史的現象,當然不能避免受到歷史力量的推動,它在不同的時代扮演了不同的歷史角色。中世紀的時候,它曾經扮演了進步的角色,發展教育,推動了哲學、神學與科學的發展。但有的時代它也是保守的,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后,天主教教會代表了懷疑進步思想的力量。他們禁書,抵制新思想。從文藝復興到法國大革命這段時期,它既有保守性,也有進步性。比如說耶穌會傳教是西方與全球的互動,他們做出了一些先進的貢獻,把非西方的文化引到西方去。但它在歐洲也有保守的一面,比如對科學、思想、印刷、傳播的嚴格控制等。這也是科學革命在新教國家發展比較快的原因。

歐洲史的研究基礎讓我對歐洲歷史文化背景比較有把握。在中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學者的長處是能夠掌握中國史料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可是對傳到中國的西方文化本身的歷史背景則不見得那么了解。舉個例子,我為什么要從意大利開始寫利瑪竇的傳記,就是因為我想把利瑪竇所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清楚地表達出來。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匯報:您的《利瑪竇:紫禁城里的耶穌會士》披露了外文文獻中的利瑪竇,展現了晚明不為人知的一面。利瑪竇“以儒釋耶”的方式引起了爭議,卻為他個人帶來了極大的聲譽,也為耶穌會在晚明中國的活動打開了局面。利瑪竇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后來沒有出現第二個利瑪竇?

夏伯嘉:第一,利瑪竇是一個天才。第二,他所處的年代跟晚清也非常不一樣。利瑪竇認為中國的古代文化比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更加輝煌,中國人不是多神信仰、迷信的民族??墑槍畔@?、古羅馬文化后來成為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礎,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宗教文化與民族國家之間不能劃等號。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的時候,歐美的白人來到世界各地,都帶有種族優越感,那時基督教也已經成為了西方文化的一種符號。在他們看來,西方人之所以能夠征服全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優越。明代傳教士基本上不會覺得基督教的優越是因為白種人的優越,他們大部分是能夠將民族與宗教分開的。

利瑪竇覺得中國人很聰明,也非常欣賞中國的政治制度、科舉制度。他覺得科舉制度能夠讓中國把最聰明的孩子引到國家精英的位置,可以讓最有才智的人去統治這個國家??憑僦貧人淙輝誚裉轂ナ苴覆?,但至少在理論上是一個公平的制度。相較而言,歐洲的貴族社會是通過血統來繼承財產與社會地位的,當時歐洲也沒有一個像中國科舉制度那樣面對社會大部分人的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唯一一個相似的制度就是通過教會來選拔人才,其中耶穌會在其中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這一制度也不是遍及全歐洲的。

利瑪竇成功的關鍵是對中國文化的尊敬。他真心佩服中國文化,這也是他多年努力學習中國文化的結果。在異文化中,要受到人家尊敬,你也一定要展示出對人家的尊敬,對別人文化的認識。他通過十幾年的努力,對中國的文化下了很深的功夫。利瑪竇自從踏上中國國土之后,就沒有想過要回到意大利去,他對中國文化的認同也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改變,在某種意義上他已經成為了中國文人。他誠心接受了許多儒家文化因素,特別是在道德倫理、待人接物方面。他的成功在于能夠把自己變成一個中國讀書人,尊重儒家禮儀文化,對中國人彬彬有禮。社會倫理方面的儒家思想對他也是有深遠影響的。

耶穌會后來也培養過中國神父,18世紀的時候他們也挑選了一些中國的年輕人送到法國去,讓他們從頭到尾接受整體的西方訓練,用拉丁文、法語來學習??墑欽馀嘶氐街泄院筧疵揮卸災形魑幕渙髯齔鮒卮蠊畢?。因為他們去國外的時候還比較年輕,沒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的底子。當然也有例外,徐光啟、李之藻在翻譯方面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另外還有馬相伯兄弟,可是這要到19世紀了。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具備深厚國學功底的中國文化人很難同時對西方也有很深刻的認識。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眼光要求他們學貫中西,作出一種創造性的綜合貢獻。我想在那個環境里面是不可能的。

文匯報:明清來華的西方人有外交使節、商人與傳教士等。如何在世界史的視野中看待他們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

夏伯嘉:外交使節和商人在中國停留的時間都很短,沒有時間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像在澳門通商的葡萄牙人,通常去廣州一個月就要離開,他們跟中國人的互動都需要借助翻譯。外交使節在中國也不能夠停留太久,所以他們通常請傳教士做翻譯,他們和商人一樣都不能長期留在中國生活。

明清時期能夠長時間留在中國,深入學習中國文化的只有傳教士。獨立的漢學家出現得很晚,可能要到19、20世紀了。晚明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人數其實不多,只有二十幾個人,利瑪竇是先驅。比較能夠承繼他的傳統是意大利教士艾儒略,可是他的活動范圍主要是在福建省。因為那時明末農民軍起義,北方與南方的交通與通信已經中斷,北方在農民軍的手里,所以北京的耶穌會士也不能與南方的耶穌會士通信。

除了耶穌會以外,明清之際來華的還有方濟各會與奧古斯丁會的傳教士。他們絕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從西班牙到中南美洲再到菲律賓、中國。他們的經驗與路線跟耶穌會是非常不一樣的,因為西班牙是通過征服與殖民把基督教帶到中南美洲的。他們在中南美洲的文化政策是打擊、鎮壓與消滅本地民族的宗教與文化信仰,他們到了中國之后也執行這一套文化政策。只有少數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大部分人覺得中國傳統文化不值得學習,認為那也是迷信的一部分。他們在菲律賓的華僑社會與福建部分區域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可是這背后有復雜的社會因素——他們在閩南一些大宗族與小宗族、社會與經濟的矛盾中引起了某些宗族對天主教的興趣。對他們的研究相對較少,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活動的區域相對較小,主要在閩南和廣東;另外一方面中國學者在情感方面可能還是比較欣賞耶穌會,因為與中國文化聯系更為緊密。所以我們在分析明清傳教士的時候還是要區分他們的差會。明末清初還比較簡單,因為耶穌會還是主體。到了清代中葉以后就越來越復雜,差會本身的矛盾最后甚至導致了禮儀之爭和百年禁教,成為了中國傳教史上一個很大的分水嶺。

19世紀開始有新教傳教士來中國傳教。新教教義認為耶穌在世的時候已經開始傳教了,福音在那時已經傳播到全世界去,所以他們剛開始并沒有把傳教作為主要任務。新教開始在海外傳教得益于海外通商。在1700年以前,在亞洲勢力最大的歐洲國家是葡萄牙、西班牙。這兩個帝國在1700年以后開始衰落,他們在亞洲的地位相繼被荷蘭、英法等國取代。17—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發展與此緊密相關:荷蘭在17世紀開始替代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地位,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支持新教傳教士的海外傳教,他們投入的資本與人力并沒有天主教教會多,因為他們主要還是一個貿易公司,以賺錢為主。新教的貢獻有把《圣經》翻譯成馬來文,以及創制臺灣地區高山族的書寫語言等。18世紀后期英國作為一個全球商業帝國的興起,帶動了新教的蓬勃發展。法國也是一個強大的海上帝國,支持天主教傳教。所以后來中國的天主教事業從葡萄牙人、意大利人的手里轉到了以法國人為主的傳教士手里,這跟法國國力、帝國殖民地的海外發展有直接的關系。

從歐洲認識中國

文匯報:18世紀歐洲為什么會出現中國熱?

夏伯嘉:歐洲出現中國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瓷器的出口。瓷器在明代已經開始大量出口,葡萄牙人把瓷器經印度運輸到歐洲去,后來荷蘭與英國人的直接通商也是源于出口中國瓷器。歐洲甚至出現了模仿中國瓷器的技術。這是中國熱興起的藝術因素。

第二點與耶穌會有直接的關系。1678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版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睹獻印訪揮蟹?,因為篇幅太長了。這是“四書”第一次在歐洲出版,在歐洲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也是歐洲漢學的奠基性著作?!八氖欏鋇姆肽哿思復棧崾康男難?,利瑪竇就參與過“四書”的翻譯?!八氖欏鋇囊氡咀魑棧崾康慕炭剖櫬啻?,傳到清初的時候已經有不同的版本了,廣州中山大學的梅謙立老師有相關研究。耶穌會士還翻譯了一些文學作品,像《趙氏孤兒》就是法國傳教士翻譯的,曾經在18世紀的法國、英國引起過重要的反響。

第三點與禮儀之爭有關。中國禮儀之爭最早是教會內部對教義的爭議,在中國具體表現為天主教徒是不是可以祭祖這一點上。這個爭議不僅涉及中國禮儀,還涉及印度、波斯的教徒是否能夠同時信奉某些自己的民族禮儀。對于天主教教會來講,這是一個全球傳教的爭議,最后也引起了歐洲思想界的廣泛討論。這可能也是歐洲中國熱的一個間接因素。

文匯報:歐洲傳教士與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有怎樣的互動?對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明清的思想文化有何啟發?

夏伯嘉:在科學方面,耶穌會士往往有很好的科學基礎。利瑪竇受到中國知識階層欣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有很好的數學、天文學、邏輯學等科學知識。這并不是利瑪竇的特殊性,而是耶穌會本身訓練的結果。在耶穌會書院里,數學是必修課。雖然大部分耶穌會士不會把數學作為主修方向,可是利瑪竇在數學方面下過功夫。他并不是特例,歐洲也有耶穌會士同時也是杰出的物理學家與天文學家。清代數學的復興與晚明西學的傳入也不是沒有關系的??滴醵暈鞣轎幕?,特別是對數學、天文學是很有興趣的。我在臺灣的故宮博物館看到過康熙用過的一些三角、圓規等數學工具。數學家梅文鼎也受到了西學的影響。北京的韓琦老師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研究,他認為中國數學的發展跟西學的傳入有很深厚的關系。

在哲學方面,明清耶穌會士喜歡和中國人討論哲學問題,當然也涉及到宋明理學。這是因為耶穌會士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哲學訓練。他們把這些當作治學的第一步,因為哲學最早、最初級的課程是邏輯學。他們讀亞里士多德的辯證法,因為學習辯證法之后才能夠理清哲學的問題。有了邏輯學的基礎之后,他們再去讀神學。在神學方面,《圣經》是主要的課本,但它并不是系統的著作,所以需要通過辯證法這種哲學的方法來整理出一些有條理的教義。在利瑪竇等傳教士看來中國哲學最大的貢獻是倫理學,最大的缺點是沒有邏輯學。中國沒有邏輯學跟中國學術史的發展有很大的關系。先秦的名家與墨子的思想中有邏輯學的方法,可是名家在戰國以后就沒有了;《墨子》也不是顯學,不是科舉要讀的課本,它的傳播在中國也不是很普遍。 《墨子》其實是注重用邏輯的方法來做辯證的,可是它對中國儒家主流文化沒有產生過很大的作用,所以這是中國跟西方哲學的很大不同。因此,龍華民用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來批評中國的哲學,艾儒略用亞里士多德的靈魂三分論來駁斥宋儒的天人合一理論,都是有這樣的背景。他們在耶穌會接受了西方哲學的訓練,所以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在面對中國哲學思想的時候用到這些原來的思想基礎。

在語言文學方面,傳教士為了學習中國語言用羅馬字來為漢字注音,其實對中國語言學,特別是音韻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其實這是中國語言學里面最難的一門學問,因為漢語書寫本來是沒有語音可以記載的。羅明堅和利瑪竇編的第一本《中葡字典》里面就用拉丁文來注語音。后來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對中文字音作了一個系統的整理。趙元任是中國音韻學的鼻祖,他就讀過金尼閣的書。此外,明末來華的歐洲傳教士也會寫詩。因為中國人喜歡以文會友,文人聚在一起喜歡作詩。耶穌會士也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羅明堅就寫了一些詩。他的詩應該是自己寫的,因為在押韻等方面都不太準,可是總體水平還是很不錯的。很長時間內我們都不知道耶穌會士寫過詩,直到1990年代才有人發現并出版。利瑪竇沒有寫過詩,但有很多文人會贈詩給他,包括李贄。我在羅馬看到過一個手稿,是用中文白話文寫的,年代很難確定,但好像是晚明的。寫的是傳教士跟中國人討論為什么一夫一妻比一夫多妻要好。雖然沒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但是它是白話文的對話體。這個比較像文學的體裁,是很有意思的。

以前我們會覺得明清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國家。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后,我們會發現其實中國自古到今都是與域外文化有互動的。所以我鼓勵年輕人多學外語,到外國留學;看問題要更宏觀一些,既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也從世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歷史學家是在跟歷史、跟古人對話。要是我們有更豐富的歷史對話,就會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生活,可以把我們實實在在的生活更加豐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