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柔佛dt的主场城市:柔佛dt战绩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汴京之圍》:北宋末年的外交、戰爭和人

柔佛dt战绩 www.ezozac.com.cn 來源:澎湃新聞 |  王芊霓 肖林峰  2019年09月11日08:33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下攻取北宋都城汴京,擄走徽、欽二帝,北宋帝國轟然崩潰,史稱“靖康之難”。崩潰背后,是惡性黨爭、財政?;?、軍事痼疾、外交失策,一場全局性?;腫湃諭?。

如何理解北宋重文輕武的統治技藝?如何理解北宋時的民族關系?意在富國強兵的王安石變法與北宋滅亡又有著怎樣的聯系?8月底,《汴京之圍:北宋末年的外交、戰爭和人》作者郭建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雷博來到北京魯迅書店,共同探討北宋末年這場歷史變局的前因后果,以及古代王朝的盛衰之變的深層邏輯。

重文輕武的統治策略

郭建龍首先介紹了自己的寫作思路與方式。中國歷史上穩定的中央王朝的壽命往往在三百年左右,然而北宋卻是一個例外——它僅僅存在了一百六十余年便盛極而亡,直到宣和末年(約1124-1127年),即便?;刂?,北宋百姓仍然難以切實感受到?;?。由于宋史材料豐富,他決定選取靖康之變這一事件點,結合學術性與趣味性,解剖北宋末年的全局性?;?。

北宋王朝向來給世人留下羸弱印象,這與其重文輕武的治國方式密切相關。雷博介紹道,北宋在軍事、外交領域的軟弱確給人“恨鐵不成鋼”之感,但是后世觀者也要深刻理解宋人所處的歷史時空。晚唐宦官專權、藩鎮割據,中央皇權旁落。當時,軍隊甚至常有吃人之事。宋代統治者吸收歷史教訓,重用士大夫官僚,大幅削弱武將權力,有利于加強中央皇權、穩定秩序。

郭建龍補充道,北宋的軍事的問題不在于軍事實力弱小,而在于軍事組織系統存在痼疾。單就軍事實力而言,由于有著完整的軍事訓練體系,北宋的單兵作戰能力比唐更強。但是,軍事統帥的權力也被分割,練兵者無法調兵,在關鍵時期,兵力無法被有效地組織起來以形成合力。除此之外,金兵南下之前,北宋已經與遼國維持了百年的和平,其軍隊已經很久沒有經歷戰爭,這導致軍事信息傳輸滯澀,指揮系統紊亂。面臨軍事經驗豐富的女真騎兵,北宋軍隊經驗不足,在作戰中相形見絀。到南宋,由于經歷了軍事混亂,軍政權力被迫集中到岳飛手中,軍事效率提高,宋代的軍事實力也得到了提高。

與受壓制的軍事權力并生的,是發達的士大夫政治及其產生的文弊。雷博說,決策者往往需要犯錯誤的空間和彈性,才能做出好的決策。但過于發達的官言政治傳統,使得政治環境張力過大。這極易讓決策時背負巨大的心理壓力,不利于政府的正確決策。

王安石變法之爭

歷來各家對王安石變法頗有爭議,夭折的王安石變法究竟留下了多少遺產,又埋下了多少隱患?政府與民眾是否存在對立關系?王安石變法與北宋滅亡又有哪些聯系?

雷博指出,王安石變法中的新舊黨爭,對應著的實際上是纏繞著前現代中國的“無為而治”與“大有為之政”的治國方略之爭。參考這一坐標系,變法實際上是王安石領導下的新黨希望達到富國強兵效果,推行“大有為之政”的政治改革。他提到,王安石曾在奏議《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中巧妙地指出,北宋看似百年無事,實則?;姆?,當采取“大有為之政”去除北宋之積弊。

面臨空虛的國庫,王安石在變法中提出,要通過增強政府管理,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效果。而這一提法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反對。雷博解釋道,在前現代的中國社會,國家財富絕大部分都只能通過農業生產積累,財富總量有限。因此,財富不在官,便在民。舊黨據此認為,變法不是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就是用另一種方式把財政壓力轉移到國家身上。

郭建龍認為,王安石變法通過經濟手段將權力從民間集中到中央,它在一段時間是進步的武器。但宋神宗沒有辦法確保其后代不濫用權力,以至于讓大權變為一個不穩定的火藥桶。例如蔡京向宋徽宗進言可利用國家財富“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大改鹽鈔法,廢除舊鹽鈔,大量抽血民間財富。因此,在財政指標上王安石變法雖然成績亮眼,但長遠來看,卻沒有促進民間繁榮。

除此之外,王安石變法也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環境,導致黨爭激化,這大大撕裂了北宋政權,導致官僚系統和決策系統的進一步紊亂。面對金軍,大部分新黨轉化為主戰派,舊黨則轉化為主和派。主戰派敗后被要求下臺,這導致北宋在后來的戰爭談判時出于不利狀態,主和派為了證明于是提出更加屈辱的條件。兩黨的交替上臺導致了北宋的“政策抽風”現象,這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但與此同時,郭建龍也指出,北宋史料異常豐富,史料中有的支持舊黨對變法的批評,有的則支持新黨的改革。就此,雷博對郭建龍的批評作出了兩點回應:

新舊黨爭是北宋文弊的極端表現,它恰恰成為了變法無法順利推行的原因之一。北宋士大夫官僚對王安石變法批評眾多,其中多有以變法初期的政策為靶子大興批評者,但實際上,變法后期的政策已經吸收了這些批評。雷博說,改革需要有彈性和余量。宋神宗去世后,改革也還沒結束,變法政策一直處在彈性變化過程中。

在財政上問題上,王安石用吏取代黑社會組織,通過加強國家對基層的控制,控制了原為黑社會組織把持的房產與運輸,在不增加民眾負擔下,也為國家增加了大量財富。另外,現存宋代史料的經濟數據顯示,無論是民間市場的活躍程度,還是碼頭、水利工程建設,在變法期間都有整體上升的傾向。這也吸引了研究宋代江南經濟的日本學者的關注。雷博認為,在“大有為之政”下,通過提升經濟運行效率也可以達到“國富民富”的效果,因此,“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對立思維值得反思。

決策中的地理與民族因素

地理、民族等因素,也深刻影響著北宋王朝的決策。郭建龍介紹道,歷史上中國在在地理結構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逼皆氤そ饔?,土地肥沃、農業發達;除東南沿海之外,西面與北面都有高山作為天然的地理邊界,僅需要少量兵力就可以把邊界守住,可以確保將更多精力投入內部的發展。

而北宋王朝從后周繼承的疆土,一開始就缺少“北京—大同”一帶的燕云十六州,缺少歷史上長期作為重要天然屏障的燕山山脈。這一方面導致纏繞宋人心理的失地情結,另一方面,也為北宋埋下了民族關系的隱患。

雷博認為,應該把宋朝的民族政策放到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中考察。宋代注重“華夷之辯”,是理解宋代的一個關鍵點。他介紹道,自西晉末五胡亂華以來,歷經兩晉、南北朝、五代等時期,這些時期的政治秩序建構一直是在“華夷一體”或曰“夷大于華”的秩序下進行的。在唐初,唐太宗雖有“天可汗”意識,但是其多民族共同體的建構卻不夠成功——“安史之亂”便是唐代統治者無力主導這一共同體的產物。宋代統治者吸取了歷史教訓,格外注重建立主體民族治理的邊界,放棄攻打治理成本過高的地區。這也與后來的元明清三代、乃至中華民國對“華夷一體”、“五族共和”的強調區分開來,這讓宋代顯得尤其特別。

雷博說,盡管北宋的民族關系最終沒有處理好,導致王朝覆滅,但其對后世仍有其借鑒意義。在他看來,良性的民族融合應當以主體民族的價值觀為依托,要建立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基本底色。如果沒有這一底色,民族融合就會始終處于糊涂的狀態中。

另外,雷博還提到,北宋沒有定都于“身抵天下之口”的軍事型城市,而是定都于“中宅天下”的商業型城市汴京?!抖┟位肌分興竊氐你昃?,物阜民豐、生活安逸。這種生活方式侵蝕著戰略思維能力,使得其決策帶有濃烈的市井氣息。北宋王朝在決策時患得患失,相互推諉,效率低下。北宋還慣用贖買政策,這也使得北宋在對外談判時處于不利地位。